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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军武次位面》作者：大伊万
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八月中旬，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惨烈战斗，陕西战场的局势终于逐渐平息。洪承畴指挥下的明军，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艰难地守住了西安，但陕西义军也收获了一项重大成果——成功击毙了曹文诏。然而，尽管义军取得了胜利，却未能如愿突破西安的防线，攻占这座战略重镇。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胶着，陕西战场暂时陷入了僵局，双方都无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。
展开剩余78%陕西战场的这场恶战，也让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十分担忧。崇祯看到洪承畴自担任五省总督以来，已经十个月了，身心疲惫，捉襟见肘，虽然勉力保住了西安，但其他地方的“流寇”问题基本上没有顾及到。显然，仅凭一个洪承畴的力量，远远不足以解决中原的困局。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地剿灭流寇，崇祯决定委任一位得力的大臣来共同辅佐洪承畴。
深思熟虑后，崇祯选择了卢象升。自崇祯六年起，卢象升便与流寇展开了多次交锋，屡屡取得胜利，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崇祯认为，让卢象升与洪承畴共同作战，一定能够事半功倍。于是，在八月二十六日，崇祯下诏，任命卢象升为“五省总理”，负责统领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、南直隶五省的兵力，并授予他尚方宝剑、加兵部侍郎衔。而洪承畴，尽管继续保留了“五省总督”的头衔，但实际职能大大缩减，仅负责剿除陕西地区的流寇，成为实际上的陕西三边总督。这样一来，真正的指挥权交到了卢象升手中。
除了任命的调整，崇祯还迅速调兵遣将，加强防线。他下令正在宁远防守后金的副总兵祖宽，升任援剿总兵，带领三千精锐的关宁铁骑南下中原，听卢象升指挥。
祖宽，这位出身低微的辽东军人，本是祖大寿家的一个家奴，由于胆大心细、勇猛过人，一步步晋升为副总兵。他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全是由蒙古归附的骑兵，战力强悍、勇猛无比。由于这些骑兵没有复杂的心思，他们更注重战斗，往往能够在战场上拼杀出一片天。这样一支精锐部队，在明军中堪称是一支王牌。
然而，在崇祯紧锣密鼓地进行兵力调整之际，陕西的义军也面临了内部分裂的困境。
八月的战斗结束后，西安依旧未能攻破，明军援兵接连到位，义军在接下来的几次进攻中进展甚微。粮食匮乏成了他们最大的困境，许多义军首领认为，继续呆在陕西已无希望，于是决定东进河南寻找生路。然而，义军各路人马步调不一，造成了严重的行动不便。高迎祥和张献忠的部队于十月成功渡过渭河，从潼关南原突入河南，而李自成的部队却未能及时跟上，仍滞留在渭河以北。李自成试图转移战略，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，但山西防线严密，黄河的河面也未能如期结冰。由于黄河没有封冻，李自成在河边徘徊了两个月，始终未能过河。
与此同时，洪承畴的兵力逐渐恢复，并具备了开展大规模野战的能力，其他义军部队也陆续撤出陕西，洪承畴得以集中力量追击李自成。至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正月，李自成一直处于明军的追击之中，四处流窜，局势变得异常艰难。虽然他在五月攻占了家乡米脂县，并短暂地在家乡祭祖，但明军很快赶到，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。
米脂老城的城墙依旧静静地矗立，见证了那段历史的变迁。
在这困境中，李自成的亲信“翻山鹞”高杰，背叛了他，将李自成的小妾带走，投向了洪承畴一方。从此以后，高杰成了李自成最痛恨的敌人，这段背叛也给李自成带来了极大的打击。
与此同时，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人也感受到了新的压力。自崇祯八年十月进入河南以来，局势急剧变化，卢象升接管五省事务后，立即进行了整顿，调动了祖宽所率的关宁铁骑，逐步恢复了明军的战斗力。十一月，义军首次攻打阌乡时，遭遇了明军的反击，激战中损失惨重。祖宽指挥关宁铁骑成功解围并展开追击，义军在焦村一战中损失了数百人，不得不撤退向东南转移。
经过两次败北后，高迎祥等义军指挥官愤怒至极，决定集中全部力量进行一次决战。他们在洛阳以南的龙门镇布下阵势，誓言与明军一决高下。可是，祖宽趁夜发动偷袭，将义军击溃。随后的战斗中，义军又在圪料镇遭遇了致命打击，损失一千六百余人。接着，他们再次试图攻下全椒，然而明军的关宁铁骑紧随其后，将义军再次击败，义军只得撤退，转向南直隶。
形势已经愈加困难，卢象升决心不再轻敌，迅速部署兵力，亲自赶到凤阳准备迎战。义军一度围困庐州府，但在明军增援到达后，只能放弃继续进攻，撤退至滁州进行围攻。滁州坚守了数日后，卢象升带领明军赶到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义军终于溃败。接下来的追击持续了整整一天，从滁州城东一直追击到关山脚下，沿途尸横遍野。
这场惨败令高迎祥意识到，继续在南直隶坚持下去已无可能，决定放弃渡江，北上凤阳。然而，明军早已在此做好了准备，漕运总督朱大典带领一万明军驻守凤阳，义军这次遇到的阻力远超预期，未敢再与之对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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